摘要:依照公司治理结构,金融体系的演变经历了银行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市场化时期和证券化时期。政府可以影响金融体系演变的进程,甚至阻碍金融体系的发展。本文在评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和金融体系演变的关系,并对中国金融体系模式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公司治理;金融体系功能;金融体系演变
金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争论的核心在于: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不同金融体系在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以及提高资本的社会边际生产率方面是否表现不同。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一个国家就可以遵循客观的规律、设计一个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金融体系。尽管金融体系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产物,但如果政府能够认识金融体系演变规律,就可以在实际的监管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决策失误。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转轨过程之中,也面临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问题。因此,金融体系的演变规律问题的研究不但有着极大学术价值,而且能对中国金融体系的选择和发展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建议。
本文力图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之上,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公司治理结构,来阐明金融体系演变的规律。具体安排是: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已有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阐述公司治理结构和金融体系演变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提出中国金融体系模式选择的具体建议。
一、研究文献评述
西方学者一般将金融体系化分为两类,即以银行为基础的和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一般将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金融体系视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而将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金融体系视为以银行为基础的。学者们在解释金融体系之间的差异时各有说法。
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Silances,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W.Vishny,Asli Demirguc-Kunt和Ross Levine试图从法律角度解释金融体系的差异。他们认为:法律及其执行的质量决定了投资者的权利以及这些权利如何被保护;有着习惯法传统的国家注意对小投资者的保护,倾向于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而民法国家注重对债权人的保护,所以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Daniel Verdier从政治角度来解释金融体系之间的差异。他认为:发达的公司证券市场与传统产业领域的政治势力比较弱、以及国家实行中央集权体制有关系;相反,如果传统产业政治势力比较强大、国家实行非中央集权制度,那么公司证券市场发展就不完善。在国别金融体系研究方面,美国学者对政治势力如何影响了战后金融体系的研究可算是独树一帜。比如George J.Benston对新政时期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通过有详细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日本学者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主银行体系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在英美金融体系下,对企业的监督是由各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分别实施的,而日本的主银行则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集中于一体,节约了信息成本。
我国学者在不同金融体系演变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唐寿宁和王晋斌从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体系差异存在的原因。他们认为各国金融体系的不同取决于风险规避型和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的多少。风险规避型投资者选择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的金融产品,而风险偏好型的投资者选择收益不确定型的金融工具。不同类型投资者群体对各类金融产品的需求就决定了一个国家金融中介类型结构。
二、金融体系功能的演进
由于市场中信息和交易成本的存在,金融体系有了产生的必要。金融体系的功能可以划分为动员储蓄、配置资源、改善商品、服务和契约的交易、实施公司控制和风险管理。通过这五项功能可以达到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目的,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但从历史角度看,这五项功能在每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演进过程中发育程度不同,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逐渐完善。我们可以按照公司治理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应地将金融体系的演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即银行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市场化时期和证券化时期。
在企业规模较小、经理人和所有者合而为一的时期,银行是在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中介形式。企业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当突出,没有相应的信誉评介机构存在,银行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佳形式。银行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去估价借款人(企业家)的风险、对其定价和分散,并受投资者的委托对借款人行使事后的监督。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银行是金融体系五个功能的最主要实现者;其他的金融中介尚未发展起来,或者还没有存在。货币和信贷市场只是在银行之间存在,而且规模很小;非银行中介机构开始出现,如保险公司;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尚待完善,或者根本不存在。
银行这种解决有信息问题企业融资的优势至今仍然存在。既是在已经进入证券化发展时期的美国,那些存在严重信息问题的企业也仍然依赖于银行的贷款。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调查:商业银行是小企业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1998年,55%的小企业存在未尝还贷款,而1993年为59%,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至于在发展中国家,企业规模偏小,金融体系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银行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更是起着主导作用。
金融体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市场化阶段。证券市场开始出现、并进一步发展,其发行人从以政府机构为主、逐渐演变为公司占主导地位。在这一阶段,公司的融资不再依赖于银行,而是更多地通过证券市场的运作来获取外部资金。公司的治理结构也从原来的业主制或合伙制向所有者和管理者分离的方向发展。参与公司治理的不但有银行、非银行中介机构,还有股票市场的外部监督。伴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金融体系的功能也日益复杂化,由原来银行起主要作用,转变为银行、其他非银行中介和证券市场共同承担积累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任务。当然,银行在解决有信息问题企业方面的优势并没有被削弱,只是传统的银行贷款业务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了。
金融体系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是证券化时期。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不但是控制公司的工具,而且是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对各种金融风险进行定价和交易的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会计事物所、律师事物所和研究咨询机构为这些活动提供服务。公司治理结构不再仅仅是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分离,公司所有者演变为非银行中介机构,而且所有权高度分散化。这些非银行中介机构在动员、配置金融资源、风险经营和管理以及公司控制方面起着主要作用。突出的控制方式是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实现敌意性收购。
金融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是动员储蓄、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这个角度看,公司治理结构和金融体系演进的关系应该成为理解金融体系差异性的基础。以此为中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影响金融体系变化的各种因素。首先是人类技术进步所造成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积累对金融体系演进的影响。公司的规模和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积累关系密切。从历史角度看,业主制企业或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的出现是依次推进的。金融体系在为这些企业提供融资的过程中也在逐渐地完善自己的功能。而且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对不同类型风险、收益和流动性组合的金融工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满足人们投资需求的结果使金融体系逐渐由低级向高级演进。
其次,金融体系满足公司融资需求的结果是加快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会反过来影响金融体系的演进。如技术进步减少金融中介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以及计算和通讯成本,使金融中介的规模和范围经济优势扩大。最为突出的例子是美国信息产业的诞生与成长和美国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信息技术在美国的产业化与金融体系满足其融资需求有着密切关系。风险资本市场的出现对减少信息技术创业企业的金融约束起着重要作用。而信息产业的出现反过来又极大地提高了美国金融体系运作的效率。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纳斯达克市场的出现和高效率运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信息技术将美国的金融体系推进到了证券化时代。
金融监管制度的变化并非完全脱离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以银行为例。在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早期,由于银行是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的手段,所以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就非常的严格,多采取保护态度。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集中于银行可以减少信息成本。但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企业由业主制或合伙制向公司制发展成为可能。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必须产生变化,否则,银行完全依靠传统的存贷业务就很难生存下去,它必须向其他金融领域进行扩张。万能银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实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管制的国家。尽管这一管制曾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但最终都被迫放弃。原因在于银行在不断地通过各种手段向投资银行业务渗透,比如采取银行持股公司形式,使分业管制形同虚设。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通过标志着分业管制在西方发达国家消失。另一种情况是联邦德国。德国的证券市场和英美相比发展缓慢。许多人将这种状况归于万能银行体系下银行业的过度集中。Randall J.Pozdena和Volbert Alexander则认为德国证券市场的不发达是德国的税收政策和金融管制所造成的。德国将期货和期权契约视为“赌博”,机构投资者禁止购买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政策也使高价值、高周转率的短期金融资产缺乏吸引力,比如对股票交易按照市场价值征收0.1-0.25%的交易税。但不论是出于哪一种原因,德国债权市场政府为主要发行人、以及股票市场市值和GDP比率过低的情况表明:德国的金融体系和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是落后的。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也存在。这里不再赘述。
三、中国的金融体系选择
中国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金融体系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比较落后。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或者说政府应该采取那些措施影响金融体系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性的政策问题。
中国的金融体系的落后具体表现在实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业管制,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仍然在金融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居民储蓄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银行存款,中央政府是债券市场的主要发行人,股票市场出现的最初动机也是为了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等。随着中国加入WTO,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金融体系面临外部冲击。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以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在短期内是不需要改变的。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所指出的:金融体系的演变和公司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取决于公司对融资服务的需求。中国的企业虽然也有不少可以称得上是大企业,但和国外的企业相比规模甚小。企业规模和融资方式的选择密切相关。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企业几乎不存在信息问题,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较多。而规模较小的企业由于还没有在市场上建立起自己的信誉,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问题,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较少,银行贷款仍然是解决这些企业资金问题的主要途径。从技术水平来看,中国企业所采用的技术多为较成熟的技术,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产业化。银行在对这些企业融资时不会面临巨大的技术风险。只要企业有良好的信誉和经营管理能力,违约风险较小。这一点已经为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的历史所证明。因此,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是基本适合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
至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呆坏帐问题,是由于银行所有权主体缺位造成的。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成为上市公司,银行所有权多元化的实现,这一难题基本可以迎刃而解。为了更好地发挥银行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的优势,减少贷款的道德风险,在银行成为上市公司之后,可以考虑让其适当持有企业的股权,以作为银行约束企业非理性行为的工具。
分业经营与管理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又一特征。在万能银行成为世界各国首选模式的情况下,禁止商业银行进入证券和保险业势必会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目前国内一些制造业企业以参股和并购形式涉足金融业,而银行的经营范围却受到限制,势必会造成竞争的不公平。因此从长远发展趋势看,逐渐取消分业管制对金融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和增强中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是很有必要的。
Franklin Allen和Douglas Gale用正式模型证明:无论是哪一种融资方式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都不是健全的金融体系,它有碍于新技术和新产业的产生。这一模型的基本原理在于银行对新技术和新产业提供的一元审查机制,而资本市场提供的是多元审查机制。出于中国产业未来竞争力的考虑,必须发展资本市场。但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是不健康的,突出的表现在于它不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投资信息。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使得小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因此,中国资本市场的欠发达并非完全是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和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及投资者偏好的反映,某种程度上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和资本市场运作缺乏效率的结果。资本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严格执行是公共产品,我们不可能将其提供寄希望于资本市场自身。政府主管部门在完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推动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仍然处于市场化发展的初期,不可能迅速向证券化时代发展。现实的选择是以银行占主导地位、辅之以较小规模资本市场的金融体系,这是目前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和融资需求所决定的。盲目地向证券化方向发展会超越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实的选择是如何完善现有的体系,使其动员储蓄和配置资源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关键词:公司治理;金融体系功能;金融体系演变
金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争论的核心在于: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不同金融体系在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以及提高资本的社会边际生产率方面是否表现不同。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一个国家就可以遵循客观的规律、设计一个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金融体系。尽管金融体系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产物,但如果政府能够认识金融体系演变规律,就可以在实际的监管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决策失误。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转轨过程之中,也面临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问题。因此,金融体系的演变规律问题的研究不但有着极大学术价值,而且能对中国金融体系的选择和发展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建议。
本文力图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之上,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公司治理结构,来阐明金融体系演变的规律。具体安排是: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已有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阐述公司治理结构和金融体系演变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提出中国金融体系模式选择的具体建议。
一、研究文献评述
西方学者一般将金融体系化分为两类,即以银行为基础的和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一般将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金融体系视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而将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金融体系视为以银行为基础的。学者们在解释金融体系之间的差异时各有说法。
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Silances,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W.Vishny,Asli Demirguc-Kunt和Ross Levine试图从法律角度解释金融体系的差异。他们认为:法律及其执行的质量决定了投资者的权利以及这些权利如何被保护;有着习惯法传统的国家注意对小投资者的保护,倾向于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而民法国家注重对债权人的保护,所以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Daniel Verdier从政治角度来解释金融体系之间的差异。他认为:发达的公司证券市场与传统产业领域的政治势力比较弱、以及国家实行中央集权体制有关系;相反,如果传统产业政治势力比较强大、国家实行非中央集权制度,那么公司证券市场发展就不完善。在国别金融体系研究方面,美国学者对政治势力如何影响了战后金融体系的研究可算是独树一帜。比如George J.Benston对新政时期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通过有详细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日本学者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主银行体系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在英美金融体系下,对企业的监督是由各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分别实施的,而日本的主银行则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集中于一体,节约了信息成本。
我国学者在不同金融体系演变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唐寿宁和王晋斌从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体系差异存在的原因。他们认为各国金融体系的不同取决于风险规避型和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的多少。风险规避型投资者选择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的金融产品,而风险偏好型的投资者选择收益不确定型的金融工具。不同类型投资者群体对各类金融产品的需求就决定了一个国家金融中介类型结构。
二、金融体系功能的演进
由于市场中信息和交易成本的存在,金融体系有了产生的必要。金融体系的功能可以划分为动员储蓄、配置资源、改善商品、服务和契约的交易、实施公司控制和风险管理。通过这五项功能可以达到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目的,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但从历史角度看,这五项功能在每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演进过程中发育程度不同,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逐渐完善。我们可以按照公司治理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应地将金融体系的演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即银行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市场化时期和证券化时期。
在企业规模较小、经理人和所有者合而为一的时期,银行是在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中介形式。企业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当突出,没有相应的信誉评介机构存在,银行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佳形式。银行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去估价借款人(企业家)的风险、对其定价和分散,并受投资者的委托对借款人行使事后的监督。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银行是金融体系五个功能的最主要实现者;其他的金融中介尚未发展起来,或者还没有存在。货币和信贷市场只是在银行之间存在,而且规模很小;非银行中介机构开始出现,如保险公司;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尚待完善,或者根本不存在。
银行这种解决有信息问题企业融资的优势至今仍然存在。既是在已经进入证券化发展时期的美国,那些存在严重信息问题的企业也仍然依赖于银行的贷款。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调查:商业银行是小企业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1998年,55%的小企业存在未尝还贷款,而1993年为59%,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至于在发展中国家,企业规模偏小,金融体系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银行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更是起着主导作用。
金融体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市场化阶段。证券市场开始出现、并进一步发展,其发行人从以政府机构为主、逐渐演变为公司占主导地位。在这一阶段,公司的融资不再依赖于银行,而是更多地通过证券市场的运作来获取外部资金。公司的治理结构也从原来的业主制或合伙制向所有者和管理者分离的方向发展。参与公司治理的不但有银行、非银行中介机构,还有股票市场的外部监督。伴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金融体系的功能也日益复杂化,由原来银行起主要作用,转变为银行、其他非银行中介和证券市场共同承担积累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任务。当然,银行在解决有信息问题企业方面的优势并没有被削弱,只是传统的银行贷款业务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了。
金融体系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是证券化时期。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不但是控制公司的工具,而且是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对各种金融风险进行定价和交易的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会计事物所、律师事物所和研究咨询机构为这些活动提供服务。公司治理结构不再仅仅是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分离,公司所有者演变为非银行中介机构,而且所有权高度分散化。这些非银行中介机构在动员、配置金融资源、风险经营和管理以及公司控制方面起着主要作用。突出的控制方式是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实现敌意性收购。
金融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是动员储蓄、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这个角度看,公司治理结构和金融体系演进的关系应该成为理解金融体系差异性的基础。以此为中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影响金融体系变化的各种因素。首先是人类技术进步所造成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积累对金融体系演进的影响。公司的规模和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积累关系密切。从历史角度看,业主制企业或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的出现是依次推进的。金融体系在为这些企业提供融资的过程中也在逐渐地完善自己的功能。而且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对不同类型风险、收益和流动性组合的金融工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满足人们投资需求的结果使金融体系逐渐由低级向高级演进。
其次,金融体系满足公司融资需求的结果是加快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会反过来影响金融体系的演进。如技术进步减少金融中介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以及计算和通讯成本,使金融中介的规模和范围经济优势扩大。最为突出的例子是美国信息产业的诞生与成长和美国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信息技术在美国的产业化与金融体系满足其融资需求有着密切关系。风险资本市场的出现对减少信息技术创业企业的金融约束起着重要作用。而信息产业的出现反过来又极大地提高了美国金融体系运作的效率。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纳斯达克市场的出现和高效率运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信息技术将美国的金融体系推进到了证券化时代。
金融监管制度的变化并非完全脱离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以银行为例。在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早期,由于银行是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的手段,所以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就非常的严格,多采取保护态度。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集中于银行可以减少信息成本。但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企业由业主制或合伙制向公司制发展成为可能。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必须产生变化,否则,银行完全依靠传统的存贷业务就很难生存下去,它必须向其他金融领域进行扩张。万能银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实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管制的国家。尽管这一管制曾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但最终都被迫放弃。原因在于银行在不断地通过各种手段向投资银行业务渗透,比如采取银行持股公司形式,使分业管制形同虚设。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通过标志着分业管制在西方发达国家消失。另一种情况是联邦德国。德国的证券市场和英美相比发展缓慢。许多人将这种状况归于万能银行体系下银行业的过度集中。Randall J.Pozdena和Volbert Alexander则认为德国证券市场的不发达是德国的税收政策和金融管制所造成的。德国将期货和期权契约视为“赌博”,机构投资者禁止购买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政策也使高价值、高周转率的短期金融资产缺乏吸引力,比如对股票交易按照市场价值征收0.1-0.25%的交易税。但不论是出于哪一种原因,德国债权市场政府为主要发行人、以及股票市场市值和GDP比率过低的情况表明:德国的金融体系和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是落后的。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也存在。这里不再赘述。
三、中国的金融体系选择
中国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金融体系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比较落后。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或者说政府应该采取那些措施影响金融体系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性的政策问题。
中国的金融体系的落后具体表现在实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业管制,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仍然在金融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居民储蓄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银行存款,中央政府是债券市场的主要发行人,股票市场出现的最初动机也是为了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等。随着中国加入WTO,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金融体系面临外部冲击。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以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在短期内是不需要改变的。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所指出的:金融体系的演变和公司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取决于公司对融资服务的需求。中国的企业虽然也有不少可以称得上是大企业,但和国外的企业相比规模甚小。企业规模和融资方式的选择密切相关。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企业几乎不存在信息问题,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较多。而规模较小的企业由于还没有在市场上建立起自己的信誉,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问题,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较少,银行贷款仍然是解决这些企业资金问题的主要途径。从技术水平来看,中国企业所采用的技术多为较成熟的技术,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产业化。银行在对这些企业融资时不会面临巨大的技术风险。只要企业有良好的信誉和经营管理能力,违约风险较小。这一点已经为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的历史所证明。因此,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是基本适合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
至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呆坏帐问题,是由于银行所有权主体缺位造成的。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成为上市公司,银行所有权多元化的实现,这一难题基本可以迎刃而解。为了更好地发挥银行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的优势,减少贷款的道德风险,在银行成为上市公司之后,可以考虑让其适当持有企业的股权,以作为银行约束企业非理性行为的工具。
分业经营与管理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又一特征。在万能银行成为世界各国首选模式的情况下,禁止商业银行进入证券和保险业势必会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目前国内一些制造业企业以参股和并购形式涉足金融业,而银行的经营范围却受到限制,势必会造成竞争的不公平。因此从长远发展趋势看,逐渐取消分业管制对金融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和增强中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是很有必要的。
Franklin Allen和Douglas Gale用正式模型证明:无论是哪一种融资方式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都不是健全的金融体系,它有碍于新技术和新产业的产生。这一模型的基本原理在于银行对新技术和新产业提供的一元审查机制,而资本市场提供的是多元审查机制。出于中国产业未来竞争力的考虑,必须发展资本市场。但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是不健康的,突出的表现在于它不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投资信息。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使得小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因此,中国资本市场的欠发达并非完全是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和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及投资者偏好的反映,某种程度上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和资本市场运作缺乏效率的结果。资本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严格执行是公共产品,我们不可能将其提供寄希望于资本市场自身。政府主管部门在完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推动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仍然处于市场化发展的初期,不可能迅速向证券化时代发展。现实的选择是以银行占主导地位、辅之以较小规模资本市场的金融体系,这是目前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和融资需求所决定的。盲目地向证券化方向发展会超越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实的选择是如何完善现有的体系,使其动员储蓄和配置资源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