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认为《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有什么突出特点值得关注?
李:从总体上讲,《准则》就公司治理中的股东及其权利保护、控股股东行为、独立董事制度、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和信息披露等诸多方面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是对《公司法》、《证券法》的完善和补充。其中有三点尤为值得注意。
首先,就定位而言,准则是介于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间的具有一定强制性和约束性的制度文件。在国外,公司治理原则一般是指导性和非约束性的,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是由证监会和经贸委联合推出的,以行政权力为基础,因而具有一定约束力,这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情况。在《准则》制定过程中,将原来定名的“指引”改为“准则”,正是为了体现出这种约束力。但是,这种约束力又不同于正式的法律文件所具有的强制性,是以“遵守”为前提,又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差异性,上市公司在实际操作中,在遵守《准则》主要精神和原则的情况下,有可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变通。但是,对于那些公司治理状况差的上市公司,《准则》又体现出明显的强制性,即“本准则是评判上市公司是否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衡量标准,对公司治理存在重大问题的上市公司,证券监管机构将责令其按照本准则的要求进行整改。”在此,《准则》体现为一种企业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准则》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它既对上市公司具有普遍的约束性,又具有自身的可调整性,在遵守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实际环境和企业情况进行适当的变通,这正是《准则》活力源泉所在。
其次,针对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掏空机制”、关联交易严重的现象,《准则》着重规范了控股股东行为,强调上市公司自身的独立性。我国上市公司多为国有企业改制后上市的,控股股东一般为上市公司所在集团的母公司,母公司利用其绝对控股地位,肆意占用或侵吞上市公司资产,使上市公司被严重“掏空”,不但影响了自身经营发展,而且极大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鉴于此,《准则》中突出强调了对控股股东行为的规范,对控股股东的资产剥离、企业改制、关联交易、董事和监事提名等一系列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如要求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30%以上的上市公司,在董事选举中采用累积投票制),同时又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进行了细致规范,都足以看出监管层对集团公司治理问题的重视。从这一点来看,从根本上解决控股股东的“掏空机制”,是《准则》推出的鲜明特点,也是证监会与经贸委联合推出《准则》的初衷,表明在中国,公司治理的研究必须实现从单个企业的治理到集团治理的转变。
再次,《准则》突出了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强调中小股东和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平等地位,这种“平等”首先体现为信息权上的平等,也即中小股东应和大股东一样拥有低成本、全方位获得信息的权利。在我国,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虚假信息披露等问题一直是困扰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个痼疾,银广夏事件至今让许多股民谈“股”变色,究其原因,缺乏一个全面、细致、可行的信息披露准则或规范,缺乏对虚假信息披露的有效惩罚措施都是重要的原因。在《准则》中,对信息披露的内容、要求、规范都作了详细说明;同时,《准则》中强调了股东诉讼,董事、监事、经理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这有助于对董事、监事、经理人员等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权利。
记者:作为在国内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原则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从纯粹的学术角度,您认为《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还存在那些问题?
李:作为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规范,《准则》也难免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最为明显的是,在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在监督职能上的区别与联系,更好地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准则》中没有很好地说明,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并解决的现实问题。其次,鉴于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构成的现状,证监会与经贸委联合推出《准则》,强调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完善公司治理紧密结合起来,但是随着民营上市企业增加和加入 W TO后允许外资企业在华上市,上市公司的整体构成也将发生一定变化,诸如跨国公司的治理等问题如何在《准则》中体现,也是应该考虑的问题。再次,《准则》中虽然规定“上市公司应保证使用者能够通过经济、便捷的方式(如互联网)获得信息”,但对在新经济、网络经济条件下公司治理新的发展还嫌不足,如何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条件,降低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也是应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在实施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李:应该说,《准则》主要从大的原则方面为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指明了方向,很多更为具体、更具操作性的内容则需要上市公司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完善。在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系统、通用汽车等机构、企业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公司治理原则,形成了多层次、动态性的公司治理原则体系,大大增强了公司治理原则的可操作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应制定出国家、集团、行业、公司等各个层面的公司治理原则,通过不同层次制定主体的共同努力,结合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将公司治理实务不断深化,将上市公司的治理推向前进。
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王轲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