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津的恐慌看公共信息危机


更新时间:2003/08/30 阅读次数:177

  2001年12月底以来,天津这座900多万人口的城市笼罩在一片令人恐慌的气氛之中,原因来自一个传闻:据说一批河南爱滋病人来到天津,在商场、超市、路边等公共场所,用装有含爱滋病毒血液的注射器乱扎市民,报复社会……,“扎针”事件成了各大报纸竞相报道的热点。


  与扎针事件密切相关的就是出入公共场所的人锐减,大部分人养成了环顾四周的习惯。实际上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共安全危机事件。


  公共安全属于制度安排,具备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其效用只有在被消费的过程中,才能被消费者反复评价和定位。我们说A城市的治安状况好,B城市的治安状况差,都是人们一种自省式的体验评价,且是一个多人评价体系。多人自省式评价建立在公共知识信息基础之上。


  一件事一旦在某一群体中成为共同知识,则任何一个个体对这件事的理解都已达到了完全统一,不再有任何层面的不确定性。


  有这样一个寓言可以用来表征共同知识及其影响下的行为结果均衡:有一个村庄住着100对夫妇,村里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果妻子发现自己的丈夫不忠,妻子会毫不犹豫地将丈夫杀死。当然,妻子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丈夫不忠。由于这一原因,某男与某女有不正当关系后,决不能让男人的妻子知道,但可以告诉其他所有女人,最后的情况是男人不忠除了其妻子不知道外其他女人都知道。


  事实上,该村的100个男人都对自己的妻子不忠,但每个妻子都只知道别人的丈夫不忠,唯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不忠,因此一直没有发生杀夫事件。村里有个德高望重的老太太,诚实可敬,每个人都向她报告自己的经历,因此她知道每个男人都不忠。老太太临死前对100个前来看望她的女人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你们的男人中至少有一个对妻子不忠。”老太太去世后的99天里风平浪静,但到了第100天,村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所有女人都将自己的丈夫杀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公共知识及其更改人们信念的结果:老太太宣布之前,实际上每个女人都知道这一事件,但这不是公共知识,老太太宣布后这一事件成为公共知识,即每个女人除自己知道这一事件外,也知道别的女人知道,同时也知道别的女人知道她知道这一事件。第一天没有发生杀夫事件,使两个男人不忠成为公共知识;第二天又没有发生杀夫事件,使三个男人不忠成为公共知识,这样的推理一直延续到第100天……
这个寓言中,女人们的信念形成过程,关键在于老太太的最后一句话,使女人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本来“男人中至少有一个对妻子不忠”对每个女人来说都是已知知识,但不是公共知识,而老太太使它成为了公共知识,这是惨案发生的原因。


  天津扎针事件据说最初发生在2001年平安夜。当一个理性人受到没有理由的外来攻击时——如扎针,理性人一般会认为自己遇到了危险,在不能确定是何危险时,他要找到权威评价机构——如医院。
  被扎者将扎针与爱滋病联系起来,必须要有如下几种信息之一方能确定:攻击者自己宣称、被扎者医院检查结果、被扎者自省式推理。据目前官方公布的信息,被扎者医院检查的结果似乎可以被排除,而攻击者自己的宣称就会招致被扎者有力的反击,这样看来被扎者自省式推理恐怕是构成这一信息源的主要成因。当然,这种推理只是建立在可能的基础上,此时如果能够及时得到权威部门的否定,自然不会出现虚假信息的传播。但实际情况是,天津扎针事件与爱滋病联系在一起的信息得到广泛传播(后来又扩散到北京),所以这种扎针传播爱滋病的知识成为准公共知识。在这种公共知识的左右下,人们的信念在更新着,也就越发引起人们的想象。


  一般地讲,在不确定的公共知识面前,人们的行为准则——宁可信其有——体现了人们规避风险的理性,像扎针传播爱滋病的风险,尽管概率很小,但它的支付却是宝贵的生命。人们在自我博弈过程中显然要最优化自己的选择,天津的恐慌和2002年1月份消费支出的大幅度下降就是这种选择的均衡。


  理清了公共安全危机的信息信念基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寻找一种较好的机制来克服这种公共安全危机?如上所述,公共安全具备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提供者主要是政府,因此当发生危机时,政府最有效的策略选择应当是以确定的公共知识迅速改变似是而非的准公共知识。


  当然,这需要一个让人们高度信赖的政府。这几年由于腐败、信用等问题,国人普遍有一种信用危机感,这也是近年来动辄发生风声鹤唳的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共安全部门一些不负责任的做法更是加剧了信用危机。如报案问题,许多人可能有这种体会:对你来说是大事的受损案件,到了公安部门那里根本没人理会。像天津,这几年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大有上升的趋势,公共安全的提供者们真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怎样才能还纳税人一个安全可靠的生活环境?


文/李建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