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公司治理理论;公司治理目标;治理模式;企业性质
尽管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一词只是近二十多年才出现在英语之中,但关于公司治理问题的探讨却已变得不仅在学术文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还导致了公共政策的争论(Zingales,1997)。因此,什么是公司治理的应有之义?公司治理因何而来?公司治理又应达成何种目标?有无最佳的治理模式?这一系列问题是每一位关心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人们探讨的焦点,而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上。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治理?主流的观点认为,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控制权)的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因利益的不一致使得代理人(经营者)产生损害委托人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等行为(斯密,1776;Berle和Means,1932等),因此产生了公司治理问题,其实质是为了事后对准租讨价还价的治理(Rajan和Zingales,1999)。
关于对公司治理目标的争论,我们不能不首先考察企业经营者的人性假设问题。在涉及公司治理的文献中,经营者的人性假设可归纳为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是所谓的主流的观点。认为受雇于企业从事经营管理的经理是“懒惰”或有“机会主义倾向”(斯密,1776;Berle&Means,1932)。因此,他们不可能象业主那样尽心尽力,而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种经营者假设在公司治理文献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另一观点却认为,主流代理理论对经营者懒惰与机会主义的假设既不合适也不符合某些实证的研究结果(Donaldson,1990)。因为经营者不仅是纯粹的“经济人”,他们还有着对自身尊严、信仰以及内在工作满足的追求,这些内在的追求促使他们努力担负起委托者所赋予的经营好公司的重任,尽管他们所经营的公司并非在法律意义上归属于他们,但是他们能成为公司资产的好“管家”(Boyd,1995)。
企业经营者的人性假使与公司治理目标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经营者被假设为“好管家”则后者就不成为公司治理应重点探讨的问题了。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公司治理目标的争论,而公司治理目标是“股东至上”还是“利益相关者至上”,国外学术界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Moon等,2001)。
赞同“股东至上”即保护所有股东的权利的理由主要有:一是目标的多元化恰恰表明公司无目标,并为企业经营者逃避责任追求自己的目标提供了借口(张维迎,1996;Jensen,2000,2001;Vives,2001)。二是如果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高,其决策效益备受怀疑(Jensen,2000,2001)而且会增加公司决策的难度,会给公司决策造成损失(Tirole,1999);三是会增大管理者与公司内部的某些利益相关者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可能性(Vives,2001)。
赞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观点的理由主要在于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雇员、供应商、顾客、社会和政府等多方面的利益关系,由于他们都是特殊资源的拥有者(如人力资源、客户资源等),而这些资源对公司而言至关重要。
不难看出,两派争论焦点的基础在于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因为对企业为什么存在,谁应是企业的主人等问题的回答,就回答了企业的目标。我们认为企业是围绕关键资源而建立的投资的组合(Rajan&Zingales,1998,1999,2000;祁顺生,2001;过聚荣,2002)。企业性质变化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企业中许多价值来源于信息或人力资本这些并不可轻易让渡和占用的资产,且这些关键员工拥有一大批赌注,其外部的选择机会比以往更加多,如果这样的员工离开企业,则企业所遭受的损失将是巨大的。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被视为是一个不能由市场复制的专用性投资的网络,它对人力资本组合的共同信赖代表着成长机会(Zingales,2000),而这些机会能否得到利用,取决于谁拥有权力以公司名义运作,谁有机会在企业以外的领域进行运作,以及谁将在上述两种情形之下的获益最大。如果企业中对关键资源的进入权配置不适当,其结果就会错失成长的良机。
那么,企业可以通过如下的机制去达成公司治理的目标:一是分配关键资源的进入权,即根据关键资源的特征如关键资源投资的替代性、叠加性和互补性的不同而决定赋予进入权的人数。二是通过建立赋予进入权的个体或团队,创立与企业之间的互补性,控制促使雇员(代理人)对其人力资本作专用性投资的类型,即区分行业专用性的技术专业化和企业专用性的技术专业化。前者指专业化在本行业中有通用性,它表明一个作了行业专用性技术专业化的个体或团队被牢牢地销定在该行业中,但是却并不属于某一特殊的企业(除非该行业是垄断行业);后者是指专属于某一特定的企业的专业化,它意味着该类专业化将个体或团队与一个特定的企业捆在了一起。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企业通过赋予关键员工或团队以进入仅且建立专属于企业的互补性来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维护企业的完整性。三是设立进入、支配决策资源的程序,确保决策的科学、有效性以避免因最高管理人员的认识问题、认知模型的偏好和刚性化所造成的决策失误(Hambrick和 Fukutomi,1991;梁能,2000)。
我们认为,衡量一个治理制度或治理结构的标准应该是如何使公司最有效的运作,如何保证各方面的参与者的利益得到维护和满足。因此,(1)公司治理的真正内涵不只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而是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社区等与公司有利益关系的集团。(2)公司治理是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3)公司治理的目的在于维护企业的完整性、激励员工和把握企业的成长性。(4)公司治理尤其是新型企业(或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治理问题实际上是有关进入权配置的问题,为了防范与控制因员工带来的风险,企业可以通过赋予关键员工或部门对企业而言是关键资源的进入权来达到此目的。因此,(5)董事会成员的职责和功能在于构筑与维护三个基础:一是根据企业关键资源特征,事先设计出对雇员、高层管理人员的进入权安排——权力基础;二是通过在成员中作企业专用性的互补性投资,以维护企业的安全和完整性——机制基础;三是营造激励企业所有成员的气氛,培育企业文化使之逐步成为成员间、成员与企业间赖于有价值存在的关键资源,从而有助于企业能把握住成长机会——信誉基础。
就有无最优“公司治理模式”的问题,存在这么一种现象:无论是个人(约翰.D.苏立文,2001)还是某些机构都认为在现实经济中有一“公司治理标准”(鲁桐,2002,P5)。关于这一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一直向我们灌输一种信念:最佳的制度模式只能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因而,不同国家经济制度的收敛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尽管在收敛的进程中的确会有各种各样的模式,但它们都只具过渡意义(李向阳,1999)。但是,由于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因发展途径、文化传统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同,其公司治理所表现的形式自然也就各具特色。
一般而言,公司治理模式有三大典型。一是英美股权主导型;二是德日债权主导型;三是东亚与东南亚家族主导型公司治理(李维安,2002)。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化,使得人们对公司治理问题有了深刻的全球比较的条件,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美国公司频暴丑闻,以美英为代表的外部监控模式因人们对市场监控是否有效提出了质疑,而迫切需要公司治理的改革;以日德为代表的内部监控模式又因为其经济发展战略和公司治理体制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而要求重建;以东亚和东南亚为代表的家族治理模式在金融危机中备受责难(吴淑琨,席酉民,1999)。事实上,一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受制于经济和技术因素,而且还受制于政治、文化和历史因素(李向阳,1999),毕竟Berle& Means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Roe,1990,1991;Grundfest,1990)。
但是,从对这些模式的特征及其产生原因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第一,融资结构是公司治理模式的基础,有什么样的融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吴冬梅(2001)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由于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重大差异,因此,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只能根据自身的融资结构类型选择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第二,建立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以强化对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监控力度。Jensen(1988)就明确指出,当内部变化受到来自现职管理层的阻碍时,资本市场是重构公司的渠道之一。第三,制衡机制的建设极为重要。尽管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制衡机制的建设会有所侧重。但是,任何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都离不开制衡机制的建设。
来源:当代财经 作者:过聚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