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信用及其与治理约束的关系交易构成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通过对中国406家上市公司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对中国上市公司信用与治理约束关系归纳出如下结论:
在股权约束中,企业信用与股权结构之间的关系难以仅凭股权的集中与分散来衡量,关键是第一、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差。从塑造企业信用角度看,中国企业股权结构应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第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小,这应该是中国中小企业股权改革的方向;二是保持第一大股东的绝对控股地位,通过长期投资形成大量的专用性资产来维护企业信用,这对中国大型(集团)企业的股权重组是一个有益的启示。其他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第一大股东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表现为正相关关系。独大的股东———只要不是政府———在正常的市场秩序中,多方压力下的均衡选择一般会注重自我约束。
董事会约束的实证信息表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齐全对企业信用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所以加强专门委员会的建设是完善董事会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改制的公司,董事会的行政管理色彩仍然很浓,存在功能转换与职能提升的问题。对董事会中引入独立董事应发展地来看待,那种“麻袋上绣花”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我们的实证分析样本以2002年(截止到2002年6月30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窗口,样本来源于两个层面:一是课题组通过自我渠道,以及同深圳证券交易所合作,对上市公司2002年的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状况的问卷调查,问卷的回收率为82%,收回406家上市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的问卷调查表。根据调查表所获取的数据,建立调查数据库;二是对同样的406家上市公司,通过2001年报对其经营活动数据进行筛选建立报表数据库,最终从406家企业中筛选出249家作为分析的样本,样本数据点达10000多个。筛选的过程采用无歧视的原则,即不将股本总额小于3000万股的企业、ST企业、净利润为负值的企业人为的剔除,以使模型的结果具有广泛的可信性。
我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将企业信用的约束归结为6个:即股权约束、董事会约束、经营者约束、财务约束、利益相关者参与约束和企业文化约束。我们主要对股权约束和董事会约束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第一与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差与企业的信用呈U型曲线关系;二是控股股东的变更次数与企业信用成反向变动关系。在董事会方面提出这样的假设,三是董事会的决策权限与企业的信用呈倒U型曲线关系;四是董事会中专门委员会齐全的程度与企业的信用呈正相关关系;五是监事的独立性程度与企业的信用呈正相关关系;六是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程度与企业的信用呈正相关关系。
对上述结论我们可以作如下理解:企业的股权结构应具有多元化,第一、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比较接近,能形成相互制衡的状态,此时企业具有较高的信用。当企业的股权结构往往是一个大股东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此时控股股东的长期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相一致,因此控股股东非常注重企业的形象与信誉,使企业具有较高的信用。
在控制变量中,控股股东变动、控制权授权程度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表明,两者对企业信用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显著性,而且控股股东变动的次数与企业信用呈反向变动关系,反映控股股东变动的次数越多,企业的信用下降的程度会越大,主要是因为在所调查的企业中,没有一家企业是通过二级市场的并购行为导致控股股东变动的,绝大多数企业是通过协议受让或行政划拨国家股或法人股使控股股东发生变动。这种带有行政干预色彩的行为,往往会违背市场的运行规则,不但不会增加企业的信誉度,反而会削弱企业的信用。
从回归的结果看,专门委员会的齐全程度与监事的独立性对企业的信用具有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反映齐全的专门委员会与监事保持独立性对企业的信用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董事兼职、工作考核、董事报酬与监事信息这四个变量对企业的信用无显著性的影响。
现有众多的文献对独立董事的作用存在肯定与怀疑两种观点之争。为了有效反映独立董事对建立企业信用的作用,我们利用与独立董事相关的变量对企业信用进行回归分析。从检验的结果看,独立董事的功能对企业的信用有显著性的正相关作用。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报酬能促进独立董事有效的工作,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信用。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功能,不把独立董事当“花瓶”、当“摆设”,是企业提升信用的重要途径。独立董事的兼职不会影响企业的信用,这主要是独立董事大多数具有“名人”效应。一般而言,“名人”效应越大,兼任独立董事的头衔会越多,也会给企业带来信誉的提高。
在股权约束中,企业信用与股权结构之间的关系难以仅凭股权的集中与分散来衡量,关键是第一、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差。从塑造企业信用角度看,中国企业股权结构应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第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小,这应该是中国中小企业股权改革的方向;二是保持第一大股东的绝对控股地位,通过长期投资形成大量的专用性资产来维护企业信用,这对中国大型(集团)企业的股权重组是一个有益的启示。其他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第一大股东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表现为正相关关系。独大的股东———只要不是政府———在正常的市场秩序中,多方压力下的均衡选择一般会注重自我约束。
董事会约束的实证信息表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齐全对企业信用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所以加强专门委员会的建设是完善董事会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改制的公司,董事会的行政管理色彩仍然很浓,存在功能转换与职能提升的问题。对董事会中引入独立董事应发展地来看待,那种“麻袋上绣花”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我们的实证分析样本以2002年(截止到2002年6月30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窗口,样本来源于两个层面:一是课题组通过自我渠道,以及同深圳证券交易所合作,对上市公司2002年的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状况的问卷调查,问卷的回收率为82%,收回406家上市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的问卷调查表。根据调查表所获取的数据,建立调查数据库;二是对同样的406家上市公司,通过2001年报对其经营活动数据进行筛选建立报表数据库,最终从406家企业中筛选出249家作为分析的样本,样本数据点达10000多个。筛选的过程采用无歧视的原则,即不将股本总额小于3000万股的企业、ST企业、净利润为负值的企业人为的剔除,以使模型的结果具有广泛的可信性。
我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将企业信用的约束归结为6个:即股权约束、董事会约束、经营者约束、财务约束、利益相关者参与约束和企业文化约束。我们主要对股权约束和董事会约束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第一与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差与企业的信用呈U型曲线关系;二是控股股东的变更次数与企业信用成反向变动关系。在董事会方面提出这样的假设,三是董事会的决策权限与企业的信用呈倒U型曲线关系;四是董事会中专门委员会齐全的程度与企业的信用呈正相关关系;五是监事的独立性程度与企业的信用呈正相关关系;六是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程度与企业的信用呈正相关关系。
对上述结论我们可以作如下理解:企业的股权结构应具有多元化,第一、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比较接近,能形成相互制衡的状态,此时企业具有较高的信用。当企业的股权结构往往是一个大股东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此时控股股东的长期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相一致,因此控股股东非常注重企业的形象与信誉,使企业具有较高的信用。
在控制变量中,控股股东变动、控制权授权程度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表明,两者对企业信用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显著性,而且控股股东变动的次数与企业信用呈反向变动关系,反映控股股东变动的次数越多,企业的信用下降的程度会越大,主要是因为在所调查的企业中,没有一家企业是通过二级市场的并购行为导致控股股东变动的,绝大多数企业是通过协议受让或行政划拨国家股或法人股使控股股东发生变动。这种带有行政干预色彩的行为,往往会违背市场的运行规则,不但不会增加企业的信誉度,反而会削弱企业的信用。
从回归的结果看,专门委员会的齐全程度与监事的独立性对企业的信用具有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反映齐全的专门委员会与监事保持独立性对企业的信用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董事兼职、工作考核、董事报酬与监事信息这四个变量对企业的信用无显著性的影响。
现有众多的文献对独立董事的作用存在肯定与怀疑两种观点之争。为了有效反映独立董事对建立企业信用的作用,我们利用与独立董事相关的变量对企业信用进行回归分析。从检验的结果看,独立董事的功能对企业的信用有显著性的正相关作用。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报酬能促进独立董事有效的工作,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信用。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功能,不把独立董事当“花瓶”、当“摆设”,是企业提升信用的重要途径。独立董事的兼职不会影响企业的信用,这主要是独立董事大多数具有“名人”效应。一般而言,“名人”效应越大,兼任独立董事的头衔会越多,也会给企业带来信誉的提高。
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李维安,李建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