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企业公司治理的四大特征


更新时间:2003/06/12 阅读次数:297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通过对天津开发区200家跨国公司在华三资企业的调查,揭示了其公司治理的四大特征:
一、外方投资者在股权安排上强调控股权,并有明显的独资倾向。
二、三资企业公司治理是一种母公司主导型的公司治理模式。
三、外方控制在华企业三大主要手段:直接任命总经理、进行财务监控和直接任命关键部门的经理。
四、三资企业决策和人事的本地化趋势。

天津开发区是中国最早批准成立的沿海14个开发区之一,也是全国最好的开发区之一,各项经济指标近年来在全国开发区中一直名列前茅。在《财富》杂志1999年公布的全球500强中,共有来自境外7个国家的29家跨国公司在这里投资,投资企业达48家。从天津开发区三资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可以了解在华三资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

外资控股及独资化趋势
股权结构是影响控制权的核心要素。股权比例直接与利益分配和奉献分担相联系,成为分享公司控制权的依据,其他控制手段,如关键职位的任命权、预算和资源分配权等,很多都是股权的衍生物。
在研究股权结构时,以合资企业为主,而将独资企业视作合资企业在外国投资方的股权参与度为100%时的特例。调查发现,在华三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股权安排上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点:

外方投资者倾向于采取控股形式
截止到2000年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已达2721家,投资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合资企业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41.3%,外方投资额占合资企业投资总额的65.8%,说明外方母公司在总体上处于控股地位。

本课题组调查的合资企业样本也显示了这一特点。在津外资企业的股权结构分布以控股形式为主。以中日合资企业情况为例,资料显示,在天津注册的165家中日合资企业中,对等股权的只有18家,占18.5%;日方控股的企业57家,占59%(其中还不包括多方合资时日方低于50%控股的情况)。

在多股东型结构中,即使中外双方各持50%的股份,但由于中方投资者并非一家,董事会中的中方董事来自多个中方投资母体,造成相互之间的矛盾,削弱了中方的实际控制能力,结果仍是外方实际上控股。中美合资津美公司就是一例。该合资企业1978年组建,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持有50%的股份,我国轻工部某下属单位持有15%的股份,天津饮料厂持有35%的股份,美方在合资企业控制权方面占有明显的主动地位。

外方投资者在合资企业中增资扩股,独资倾向十分明显
调查发现,合资企业在成立几年后,外方投资者单方面增资行为极为普遍,撤资和向第三方转让并不明显。这种情况在中日、中韩合资企业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以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为例,韩国在天津开发区投资企业数十家,其中投资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就达17家,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属于韩资企业中最大的之一。该企业属于中韩合资企业,韩方为韩国三星集团,中方为天津通讯广播公司。该公司始建于1993年,合资企业初始资本为5000万美元,中韩双方各占50%,双方持股各占50%。1996年由于录像机市场萎缩,公司开始出现亏损,为避免损失中方于1997年撤掉了大部分投资。时至今日,股权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最初的均衡状态滑向一边倒的态势。目前韩方出资额占到91.5%,中方仅占9.5%,韩方占有绝对优势。

德国在华合资企业的股权结构变化也有这种倾向。以其中M公司为例,该公司1987年成立时,中德双方各占50%的股份;1994年公司增资扩股,外方持股比例变为50.1%;1999年公司再次增资扩股时,外方持股比例变为60%。

外方利用核心资源进行非股权控制的现象比较普遍
外方母公司通过资金、核心技术、关键管理技能和营销网络等要素的投入,使合资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日常运行严重依赖外方母公司。这种非股权控制,在外方拥有控股权的情况下巩固了控制地位,而在外方拥有少数或对等股权时则使其获得实际上的控制权。以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为例。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是由日本富士通天株式会社、天津市真美电声器材公司和丰田通商株式会社三方共同出资创立的,日本富士通天株式会社持股比例为60%,真美电声器材公司持股比例为35%。

日本富士通天株式会社对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的控制方式有多种。首先,是资金控制。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处于成长期,对资金的需求很大,而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日方母公司的支持。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资金,既使得子公司能够成长,也使得子公司无法摆脱对母公司的依赖。其次,是销售控制。处于成长期的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尚未形成自己的销售渠道,其产品几乎是全部返回母公司,再由母公司包销。通畅的销售渠道为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的生产提供了保障,但同时也成为其无法摆脱母公司的枷锁。再次,是研发控制,实质上是技术控制。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并没有自己独立的研发部门,主要技术均来自于母公司,只是在其基础上作中国化的改造。 母公司主导型的公司治理体制 母公司指派形成董事会。


调查发现,与国外母公司不同的是,三资企业中有91.6%的企业属于有限责任公司,8.4%的企业属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但没有一家企业属于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状况主要是受我国的法律的影响。独资企业股东是外方投资公司,没有股东大会;而合资企业股东也只有中外两家投资公司,只能说是股东会,够不上股东大会。 由于缺少股东大会,董事会无法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的产生和人员组成依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果是合资企业,董事会人员由中外双方协商产生,其比例取决于公司的股权结构。董事长也是在中外双方合资洽谈时就已拟定,但要通过董事会来认可;如果是独资企业,董事会往往是由母公司的代表及独资企业的高层主管组成。有的大公司比如摩托罗拉、霍尼韦尔等在中国设有总部,总部也指派董事。董事长一般是由分管这一地区的负责人担任。母公司或总部指派的董事在三资企业中一般不任职,实际上是外部董事。 因此,合资企业董事会实际上是以双轨制的方式产生的,独资企业董事会虽然遵循母公司单轨制方式产生,但它同样是母公司行政性指派的产物。

缺少独立董事的"微型董事会"
在调查样本国家的母公司,董事会中董事的构成一般都包括一定数量的非执行董事,一些西方国家的独立董事所占比例都较高,如美国的独立董事高达62%。我们所调查的三资企业中,只有10%的公司聘任了外部董事,90%的企业还没有聘任。总体上看,可以认为三资企业目前还没有外部董事。小规模的董事会是在华三资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与跨国经营中对节约治理成本和提高管理效率的要求有关。

母公司利益导向的董事权力配置
调查结果显示,独资企业中的董事和董事长均由母公司直接委派,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一般要得到母公司总部的同意方能进行。其职责实际上是负责落实和监督母公司下达的经营战略意图,一些重要的决策如增资、撤资、高级主管的任免以及产品销售市场的选择等基本上是由母公司做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独资企业只不过是母公司在海外的一个加工厂而已。董事会要对母公司负责,并接受母公司的监督,母公司有权撤换不称职的董事。合资企业董事会中则存在权力的角逐现象,中外双方董事既要为了企业的发展通力合作,也要为了母公司的利益而各为其主。

三资企业的董事会并没有太大的人事决定权。表2说明,母公司拥有极大的对董事及总经理的人事任免权,本属于董事会的权力基本上被母公司代为行使了。在独资企业中,有29.3%的总经理是由发起人兼任或聘任;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中(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独资企业),总经理由母公司任命,占20.3%;这两种情况表明,独资企业的总经理基本上是由发起人或母公司任命。而在合资企业中,总经理由董事会任命,占所调查企业的50.6%。但实际上,这些总经理都是事先就经母公司认可了。因此,可以说,三资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与人事任免权基本上掌握在母公司手中。

董事长基本上是外部董事(区别于"独立的外部董事",这里指的是母公司委派到三资企业的董事),在公司内不担任任何行政管理职务。总经理由董事会任命,但也是事先就已经确定。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管理,并对董事会负责。总经理任命副总经理及部门经理。最常见的情形是外方人员出任总经理,中方人员一般不能担任总经理。董事长的人选则不同,依企业的性质而定。如果是独资企业,外方指派董事长,如果是合资,则由中方指派董事长。中方副总经理常常是由中方投资公司委派,但须得到外方总经理的认可。

大部分企业未设立监事会,部分企业设有监事会或相当于监事会的机构。只有10.1%的企业建立了监事会,20.1%的企业建立了相当于监事会的机构,而60.7%的企业未建立监事会,9.1%的企业未做选择,这可能是由于存有某种疑虑。

母公司对三资企业的控制机制
母公司与合资公司经营管理权的配置情况可归纳为以下三个类型:直接管理--母公司直接任命子公司的管理层,母公司的职能部门对子公司的相关职能部门实施控制和管理;间接管理--通过子公司的董事会对子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控制,子公司的管理层进入子公司的股东会及董事会等决策机构;协作管理--子公司的董事会为母公司与子公司管理层相互协商共同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机制,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在董事会上作出,由子公司的管理层负责实施。

母公司与合资公司经营管理权的配置取决于母公司的产业性质及其全球化的战略目标。在直接管理类型的企业中,有97%的企业是产业性集团,如汽车集团,多实行集中化的经营。属于间接管理类型的企业主要是一些综合性的集团,实行多元化的经营,占64%。而在协作管理的类型中,多为IT产业,占78%,在IT产业,合资企业的研发及创新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从调查可以看出,多数母公司都认"有委任总经理的权力"、"监控财务"、"直接任命关键部门的经理"是重要的监控机制。

任命总经理
问卷调查和典型企业专访都发现,多数母公司都认为合资企业总经理的任命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控制机制。这是因为总经理负责合资企业的日常经营,执行董事会的决议,有些总经理还有权任命其他关键职能部门的经理。有些受访公司表示总经理的任命权是它们和中方合资的前提条件。1983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实施细则》规定董事长是合资企业的法人代表。但是,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认为"董事长的任命权"是重要的控制机制的只占10.1%。我们在走访一家中新(新加坡)合资企业时,新方母公司认为董事长只是对外代表公司,对内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在许多合资企业中都由中方任董事长,因为结交广、人头熟的中方董事长有助于合资企业与当地政府机构打交道。
基于合资企业运作的特点,总经理的任命权成为跨国公司对合资企业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

财务监控
财务监控,在控制机制中比例占到40.8%。包括内部审计、费用支出的授权限制、实行月份或季度报告制度等。本次调查发现,多数母公司通过内部审计来监控合资企业的经营,占少数股权的一方通常不大可能有权任命合资企业的总经理和关键部门的经理,审计是持有少数股权的公司重要的控制机制。对合资企业中中方职员的在职消费,母公司制定了最高消费限额作为重要的控制机制。 财务监控上很大程度体现为母公司作为整体的投资决策中心,直接负责与控制合资企业的重大投资活动。如SK中德合资企业,德方母公司实行财务的战略控制,超过20万马克的财务决策由母公司统一做出,SK中德合资企业的总经理有20万元马克的资金决策权,副总经理有5万人民币的资金决策权。每年SK公司聘请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报表审计,并将审计结果上交给母公司的审计部门.母公司的审计部门不定期地对子公司进行内部审计,并汇总内部审计与公共审计的结果,提供统一的子公司财务状况分析报告,作为评价子公司运行状况及经理人员业绩的基本依据。

直接任命关键部门的经理
在调查中,多数企业都认为关键部门经理的任命是必要的,在各控制机制中占30.4%。就功能部门的职位而言,技术部门和财务部门的职位最重要,其次为行政部门、销售部门。

在合资企业中,一般情况是由中方任命董事长和副总经理,外方任命总经理。这样安排从中方角度考虑是为协助中方的副总经理向外方的总经理学习先进的管理技能。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中方的副总经理会频繁地向中方的董事长汇报情况,使得外方的总经理的权力往往受到董事长和副总经理关系的牵制。

本地化的决策和人事机制 均衡的中外方决策机制
在中外合资公司中,决策资源如何在双方之间分配,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治理问题,其关键在于选定双方角色。在发展中国家,有外国关联公司占支配地位的合资企业没有成功的趋向,有调查表明,跨国公司在较不发达国家开办的合资企业中,外方支配合资企业的控制权越大,业绩往往越不理想,二者成反比。在被调查的对象中,有73.3%的企业是由中外双方分权控制职能部门;在专访一家中美合资企业时,中美双方都认为中美合资双方按合资企业职能划分控权即分权控制的办法很有效。中方只参加董事会会议,职能部门由外方控制占14%;外方只参加董事会会议,职能部门由中方控制的企业占12.7%,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外方占股权比例很低,其运作更像一个国内的独资企业,比如天津北洋集装箱有限公司。没有一个企业是由双方共同控制的。

在被调查企业中,有62%的企业的人事部门由中方直接控制,由于中方的经理和职员往往难以接受西方的人事管理办法,所以,中方通常都会尽力要求由其任命人事经理,以维持对于人事的控制和保证职工的福利,保护职工的权益。但是,也有48%的人事部门由外方控制,在我们走访的一家中德合资企业,德方总经理认为如果没有人事的任命权,德方很难执行适合的招聘、雇用及报酬制度,以此来管理和激励企业员工,所以几家受访的公司坚持认为要有人事经理的任命权。其中有的公司还认为在合资企业经营初期应派外籍经理建立与执行人事制度。有趣的是一些中方经理愿意接受这种安排。一家从事制药业的合资企业中方经理说:由于关系网的负担,中方通常很难执行某些外方制定的人事制度(如避免招聘亲戚朋友),所以他们欢迎由外籍经理来扮"黑脸"。

另外,多数由中方控制的职能部门还有公关部门,占58.3%,这主要是由于中方人员更了解中国的国情,更容易和政府打交道。而对于销售部门来说,主要市场为国内的企业,多由中方控制;面向海外的企业,销售部门多由外方控制,或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销售网络控制。而技术部门中方控制的很少,只占5.8%。

人才本地化趋势
三资企业建立初期,部门经理多由外籍人员担任,也是从其国内人才市场招聘或从公司内部提拔上来的。但随着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推行本地化战略,部门经理大多改由中方人员担任,基本上从中国的人才市场招聘,也有的从内部优秀员工中提拔上来。在"公司中方经理人员来源"一项中,70.3%的企业选择"从人才市场聘用",40.2%的企业选择"从公司内部提拔",20.7%的企业选择"母公司派遣",10.4%的企业选择"中方股东任命",但没有一家企业选择"地方政府任命",说明在经理人员的任命上已完全没有了政府色彩。许多三资企业都在积极推进公司本地化战略。中方管理人员逐渐进入管理层甚至董事会。这主要是因为本地员工比较熟悉和适应当地的经济、文化和法制环境,加上雇佣他们的成本较低。不少公司雇佣了大量的中方人员担任中层管理。有的公司高层管理甚至
董事都起用了中方人员。如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就雇佣了中方人员,而且由于本地化战略成效突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天津富士通有限公司5名董事中有2名是中方人员;SEW公司3名副总经理全是中方人员。如SK公司成立之初,德方母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了6名高级经理人员,成功运作两年后,除总经理外,外方高级管理人员全部撤走,所有中高级管理人员全部由中国人担任,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

表7是员工本地化的情况。90%以上的企业认为本公司出现了本地化的趋势或本地化程度高,只有9.1%的企业认为公司仍然保持原有模式。在"高层管理中方所占比重"一项中,60%以上的企业认为超过了40%以上。

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选择天津开发区内200家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三资企业为调查对象,采取直接走访和问卷调查的方式。直接走访的企业共20家,分成6个组。每个组3-5个企业,采访对象为公司的总经理或副总经理。每组企业的案例综合形成每一类企业(比如中日合资、中德合资、美国独资、中韩合资等)案例。调查问卷共设计23道选择题,以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至200家公司的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合计回收90份问卷。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如表8所示。

这次调查的三资企业主要是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的企业所占比重极低,而且,由于它是一种非股权式合营企业,对外方的治理模式影响甚微,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没有把它单独列出来进行考察。

文章作者: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院长 李维安 

文章出处: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