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机制是管理和控制公司的系统。狭义地看,它是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以及股东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看,它是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规、文化和制度建设,它解决所有者、管理者、监督者和生产者等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受益、决策、监督、激励和风险分配问题。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将银行价值取向、战略目标、责权划分、管理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内控系统、特别风险监控、激励机制和信息透明度等8个方面作为良好的银行治理机制所必备的基本要素。在中国的银行界,中国银行较早开始了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认识和探索。我们重视公司治理机制的建设,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国际先进企业的重要特征。国际著名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最近的一份投资者意向报告显示,75%以上的投资者认为他们在选择投资对象时,主要观察公司的治理结构,董事会的结构和绩效与该公司的财务绩效和指标至少一样重要。该份报告同时显示,80%以上的投资者愿意对治理结构好的企业出更高的价钱。治理结构好的公司股票的溢价在英国是18%,在意大利是22%,而在印度尼西亚是 27%。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系统,每年对其投资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情况进行评估和排序,据对前62家公司的跟踪研究,其平均股价比标准普尔500家指数高出54%,每年为该基金带来1.5亿美元的额外收益。里昂亚洲证券公司创造了一套7大项、54小项指标的评分系统,对亚洲及其他地区25个新兴市场的495家公司进行了考察,衡量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公司治理相对完善的公司,其股价表现也相对优异。过去5年来,100家大公司的股本回报率平均为3.88%,但治理机制完善的前25家企业的股本回报率则平均高达9.3%。
其次,必须建设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这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出的深刻教训。危机前夕,由于缺乏风险控制,泰国的银行贷款总额的30%投向了房地产,菲律宾的银行也将贷款总额的24%投向了房地产,危机来临时,两个国家的许多银行不堪一击,顷刻倒闭。韩国第一银行的贷款集中在三美、起亚和韩宝3家集团,导致其贷款额的 80%左右成为呆坏账。日本新生银行的前身——日本长期信用银行面对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过度追求扩张和规模,加上资本市场萧条导致的资产损蚀,终于资不抵债,被政府接管和重组。而俄罗斯、巴西等国相继经历的金融危机,也都是由于公司治理机制薄弱,企业董事会以及控股股东缺乏诚信和问责机制,直接导致经营和投资行为失控,进而引发投资者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体系信心的崩溃。
我们注意到,全球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唤醒了各国和地区对公司治理的重视。2000年,韩国修改了有关商业守则,增加了董事的责任和公司治理机制的要求,并鼓励披露更多的信息;2001年,韩国成立一家合资协会为机构投资者收集上市公司治理条例信息。2001年,日本制定了一个两年计划,目的是将公司管理法规现代化,其侧重点在于董事责任、股东权益和信息的披露;马来西亚成立了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专门组织;香港金融管理局将促进公司治理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目标;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还开设了一项新业务,为亚洲公司的治理情况进行评级。从 2001年起,中国证监会也大力推进上市公司的良好公司治理建设,要求上市公司引入非执行独立董事,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并将2002年确定为“上市公司治理年”。
第三,推进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也是中国银行针对自身的历史积弊和面临的现实挑战作出的选择。我们认为,银行的良好公司治理机制应该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清晰的发展战略;二是科学的决策系统;三是审慎的会计原则和信息披露;四是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五是努力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六是建设一个健康负责的董事会。经过两年多的实践,中国银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推进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必要性。
明确发展战略。我们深入分析了中国银行的比较优势和劣势,提出要一心一意办好银行,有所为,有所不为。首先,坚决退出非核心主业领域。过去,中国银行的发展战略不明确,大量介入房地产、酒店等非金融主业领域,有过惨痛的教训。中国银行的待清理信托资产、自办实体及原信托公司对外投资余额共约150亿元,其中2/3形成损失,损失达100亿元以上。这两年,我们对信托资产、自办经济实体和投资项目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和出售,坚决从非核心主业领域退出。同时,我们对机构布局进行了以效益为中心的调整,精简了长期扭亏无望且无发展潜力的县和县以下机构,在资源丰富的地区适当调增了一些机构。其次,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领域。中国银行在海外机构网络、外汇业务、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务等方面的比较竞争优势应当得到巩固和提高。截至2001年末,中国银行已经在2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60个海外机构。2001年10月1日,由中银集团原来10家分散的银行重组而成的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银行在香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中国内地,中国银行在外汇存贷款业务方面一直保持着最大的市场份额,2001年末中国银行外汇存款在全部金融机构中的市场份额为47.29%,外汇贷款市场份额为51.11%。利用这一优势,通过公司业务、结算业务、资金业务、投行业务的紧密结合,中国银行率先推出了“全球授信额度”产品和外汇留学贷款业务。在公司业务和结算业务方面继续保持优势。2001年中国银行国际贸易结算量达到162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82%,高于同期我国进出口贸易增幅。 2001年,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和中银集团保险公司双双获准回到内地开设机构,中国银行基本形成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三大业务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完善内部决策机制,控制风险。中国银行这两年以独立尽职调查和严格的后评价制度为基础,建立和完善了风险管理委员会、资产处置评审委员会和采购评审委员会,逐步建立健全了中国银行独到的、合乎国际良好惯例的对高层经营管理者的决策制衡机制和风险评审机制。这一整套制度和机制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强的制衡作用,有效地防范了道德风险和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据统计,2001年,总行风险管理委员会否决了授信项目舛个,拒绝率为20.9%(总行一级,不包括省行及其以下分支行),总行资产处置评审委员会否决了不合条件的呆账核销项目457笔,拒绝率为 5.9%,总行采购评审委员会否决了57个采购项目动议,拒绝率为44.2%。通过这种民主的、专家决策的机制,中国银行保证了决策的健康度和透明度,消除了反程序操作现象。
遵循审慎会计原则,增强透明度。2001年中国银行在国有商业银行中率先按国际会计准则编制了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权益变动表,并对财务报表进行详细附注。遵循审慎会计原则,2001年国内机构核销呆账本金80.06亿元,当年提取准备金153.57亿元,冲销应收逾期利息 72.21亿元,核销损失款项3.17亿元,力度之大是中国银行历史上所未有的。我们按国际通行的贷款五级分类法,在2000年年报中如实披露了不良资产比率、呆账准备金及资本充足率等重要财务信息,新闻媒体与外界均给予了比较积极的反应,国际著名评级公司穆迪随即提高了中国银行的财务实力评级,惠誉公司也主动给予中国银行较高的财务评级。在近期公布的2001年年报中,中国银行信息披露的力度又有所增强。
建立目标责任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中国银行根据银行内部不同职位的特点,进行了建立严格、科学的目标责任制的探索。在2000年对总行和32家境内分行负责人进行经营管理绩效考核的基础上, 2001年又对20家海外机构负责人进行绩效考核,对全行员工进行全面考核,并第一次将对海外机构的考核结果书面反馈给当地监管当局,受到国外监管者的普遍欢迎。考核结果与任免、奖惩、奖金发放、员工晋升和培训使用等相结合,为下一步继续探索用工、用人和分配制度改革打下了初步基础。
加大人才培养和培训力度。人才是中国银行保持竞争优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提出了“四个留人”,即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培训留人和适当待遇留人。仅2001年一年,中国银行在国内组织各类培训班6497期,培训近11万人次,培训覆盖面达57.11%;在4个海外培训中心举办培训班43期,培训近1200人次。中国银行还将一大批年轻优秀人才输送到著名学府和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培养和深造。2001年5月,中国银行与清华大学合作的MBA高层次联合办学项目已经开课,与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合作的EM- BA项目也在积极落实之中。
加强董事会建设。中国银行在中银香港和中银国际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在新的组织架构中建立了强有力的董事会体系,明确了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职权、职责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董事会通过直属的风险管理委员会、稽核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实施监控,并引入了数名非执行独立董事。目前,这一全新的机制运行健康平稳,为下一步配合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银行董事会积累了经验。在董事会和高层管理人员国际化方面,我们也作了一些积极的尝试。2001年以来,先后有8名境外人士充实到中国银行在纽约、香港、马来西亚和加拿大等地海外机构的总经理室,在有的海外分行,境外人士还作了一把手;有8名有经验、有名望的境外专业人士出任中银香港和中银国际的非执行独立董事或高级顾问,他们在董事会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中国银行的良好公司治理机制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两年来,随着良好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2001年中国银行集团实现合并的税前利润109.14亿元人民币,继续保持在境内商业银行的领先地位。如将拨备因素考虑到经营利润中,海内外机构2001年的税前实际盈利已达416亿元,第一次突破了400亿元大关,这一成绩在中国银行历史上是创纪录的。按照贷款五级分类法,中国银行集团的不良贷款比率以同口径计算,比上年末下降了1.13个百分点。
当然,要建设和巩固良好的银行治理机制,还需要一些外部的支持,比如,体制的革新、国企的改革、监管的完善与加强、法制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要加紧培育全社会信用文化。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各界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之路。
《中国金融》2002年第7期
